谈到茶马古道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是成群结队的马帮，穿过横断山区原始森林，横跨金沙江，翻越莽莽雪山，年复一年的穿梭于云南与西藏之间的画面。从古至今，这条艰险而神秘的古道让不少专家学者为之着迷。在查阅很多史书资料后，笔者厘清清末民初滇藏茶路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改变原始路线，重新探寻新的进藏路线的前因后果，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滇藏新茶路”。
从康熙到同治年间（1662-1874年）历时200年左右，云南与康藏一直保持着有史料记载的茶叶贸易。但滇藏贸易商路历来以交通险恶闻世。这条传统商路也被称为“滇藏北线”。
但自1856年大理杜文秀起义，在与清廷近17年的战争中，滇藏北线茶路断绝，云南销康藏的茶叶减少。清末民初，由于当时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怂恿下，汉藏关系趋于紧张，数度发生川藏战争，社会动乱频仍，使本来已非常艰困的滇藏交通发生阻碍，严重影响滇茶销藏之路，滇商亦陷于困境。
云南茶商在清末民初开始了探寻新的进藏路线。
杨守其为丽江纳西族商人。据李拂一先生文称，杨守其1910年左右进入拉萨学做生意。1921年后由拉萨经加尔各答坐船至仰光，经缅北回到丽江。几年后举家经缅甸到加尔各答定居。杨回印度后写信建议在佛海的恒春茶庄张棠阶将部分茶运至缅甸景栋转印度由杨销售进西藏，成功后获利不小。此为滇藏新茶路的发端。后张棠阶因资金短缺，人手不足，建议同乡“洪盛祥”号经营此条茶叶路线。
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滇缅印藏新茶路的发现正是由这些多年在印商号、商人的努力而变成现实。所以“铸记”的后人马家奎才会说：“1923年先父与旅印商家洪盛祥（腾冲董耀庭）、恒盛公（鹤庆张相诚、张相如）、杨守其（丽江纳西族、旅印多年、熟悉印缅商情）等开辟了经缅甸、印度转入西藏的运茶路线”。
与缅甸交通发展相对应，与缅甸景栋毗邻的我省滇南茶叶产区最具条件的佛海逐渐发展成为云南对藏新茶路的关节点。各大商号纷纷在佛海抢占山头。
1926年，腾越实力强悍的大商号“洪盛祥”在佛海开设“洪记茶庄”，专营销藏茶叶。“洪盛祥”引进猛库大叶种茶在佛海种植500亩。从生产、收购、加工、运输和销售一条龙，开始左右佛海市场。
1927年，（李拂一记1928年）恒盛公由印度葛伦堡、缅甸洞己、景栋进入佛海，建立了“佛海茶厂”，厂房占地20亩，院内可容纳驮牛200头，常年设灶两口。生产规模仅次于“洪记”。生产上只揉藏销紧茶，其余各厂则紧茶、饼茶、散茶都揉。
21世纪初，李拂一回忆滇藏新茶路开通后恒盛公进入佛海后的情形是这样说的：“1928年春，恒盛公派员携带巨款到猛海设立茶庄，与洪记一较短长。未及设厂，即以12元一驮的高价向恒春茶庄抢购1000驮，运印销售。当时市价不过（一驮）八九元。如此高价，于是猛海茶叶大受鼓舞，蓬勃发展，制茶工厂如雨后春笋，先后成立了二、三十家。每年有猛海出口经缅印运销入藏的紧茶高达三万担。每届冬季，祥云、镇南、蒙化、景东等县的马帮，千数百匹，都赶到猛海，代各茶庄驮茶出口。由猛海至景栋一道，300余里，漫山遍野，连帐如云，炊烟四起，人喊马腾，热闹无比。把一个寂寞无闻的边荒地区顿时渲染得有声有色。由景栋载茶西行至瑞仰海和火车站的卡车，数十百辆，日夜风驰电掣，络绎不绝。沿途千数百里，赖以生活者众”。这时的佛海撑起了云南茶叶的大旗。滇缅印藏新茶路的发现从旅印滇商丽江杨守其倡导了此线的发端，而后洪盛祥、恒盛公、铸记等在印商号将新茶路变成了现实。铸记因资本实力小，杨守其因一直是个体在新茶路的开通后始终在配合其他大商号做经营。洪盛祥的辉煌在1942年戛然而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唯有恒盛公的驮队直至1954年底依然在佛海的原始森林，西藏帕里的崇山峻岭中前行（1942年至1946年上半年因日军占领缅甸而一度中断）。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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